理性建制达人陈弘毅 学生告诉陈弘毅的冲突现实

2020-07-24 B漾生活
理性建制达人陈弘毅 学生告诉陈弘毅的冲突现实 理性建制达人陈弘毅(苏智鑫摄)理性建制达人陈弘毅 学生告诉陈弘毅的冲突现实

一场《逃犯条例》修订风波见证建制派如何看风使舵,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亦被视为其中一根墙头草。5月初他的万言书指出条例草案有问题,申明支持港人港审建议,罕有反对政府施政。

及后他放弃建议,称「港人港审」或被中央视作挑战内地主权。5月底政府提新建议,他又公开表示可以「袋住先」。

随着香港人大规模游行与示威,19日他再撰文,称今次是政府掀起「完美风暴」,完全不必要和可以避免。站在建制立场,他究竟是人是鬼?中间转折若何?

作为一个「理性建制派」,他能否发挥有效的桥樑作用?至今当局坚拒採纳以域外法权处理陈同佳案,他仍坚持香港法院就谋杀案是应该有域外管辖权,并设刑事追溯权。

逃犯移交安排非宪制责任

陈弘毅的谨小慎微,跟他的学者身分如出一辙,个子细小,说话不愠不火。站在建制光谱一端,但在骨节眼仍能实事求是,譬如回归后引渡条例不适用于内地并非「漏洞」一说,可见学者风範。法律研究是老本行,所以陈弘毅说他一开始纯粹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逃犯移交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5月继发表万言后他又主动向政府就修例内容出谋献策。

「我当时预测不到有咁多市民是咁反对这个修订的……」

6‧12之后,「学生无暴动」、「撤回暴动定性」口号响彻政府总部,陈弘毅则以「完美风暴」释义今次风波,他说,那是因为他记得林郑月娥事前在电视使用「政治风波」的说法,「perfect storm在英文的意思是在很多因素下,机缘巧合造成一个好猛烈的风暴」。他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上,它(试图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引入引渡安排)在香港掀起了一场完全不必要和可避免的完美风暴。因为不像香港引入国家安全法以落实基本法第23条,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引渡,从未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优先议程」。身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说,根据《基本法》第23条,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因此,港府是有宪制责任一定要做23条立法,但中港逃犯移交只是属于两地司法合作的其中一个环节,根据基本法两地可以通过谈判建立司法合作的关係,但就没规定香港一定要进行,不是一个宪制的义务。「你看澳门已完成23条立法,但仍然未有中国和澳门移交逃犯条例安排。所以今次香港修例完全是基于偶然性的事件,如果无陈同佳台湾杀人案就无这件事。」

回头看,如果特区政府选择不处理陈同佳案,又或者,如果先听更多意见,可能不至今日局面,「又或者政府接受两步走,先处理陈同佳案,其后才决定怎样做第二步修订逃犯条例,亦可能会避免到这个情况」。陈弘毅同意今次立法时间表的确是比较仓卒和令人难以理解。至于外界一直就修例究竟是林郑月娥一意孤行抑或中央要求莫衷一是,陈弘毅则以中央是在5月才正式公开表态:「照我听回来,中央认为这个是政治事件,认为是所谓反对派和外国势力想利用这个逃犯条例事件去攻击特区政府。所以为了维护特区政府的管治,中央要出来表态。」

看淡政改解困局「8‧31不会变」

完美风暴导致政策退让,政府施政重大挫败,事件严重突显香港政治制度的问题,陈弘毅文中写到,在独裁国家,任何相当规模的示威活动是不被允许的,更不可想像如香港般发生的反修例抗议活动,活动说明香港是实行软威权主义的半民主政治制度,公民自由和民间社会蓬勃发展。他文章以「在『一国两制』这一具挑战性的项目的最新测试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北京政府最终选择服从理性的逻辑,而不是胁迫的逻辑,因为世界各地都听到了香港人民的声音」作结,似乎是讚扬暂缓修例既不会打击港府管治威信,更突显中央会听民意。陈弘毅强调,他所用字眼是「authoritarian states」,更常用翻译并非「独裁国家」,而是「威权主义的政体」,「威权主义的政体当然包括内地,但不代表有普选的政体就不是威权主义。举例新加坡政制表面上比香港更民主,因为它有普选,它的政府亦是一人一票选出国会议员,国会哪个政党取得大多数议席就执政,最少从普选角度新加坡比香港民主。但在新加坡,超过3个人的集会都要向政府申请,实际上也没有大规模的集会游行被允许」。

不少人提出应该重推政改与实现普选以解决现下危机,陈弘毅就有保留:「我不是说不赞成普选,只是从过去数年的经验去看,似乎无乜可能找到一个普选方案是中央和泛民都可以接受。因为中央接受的普选方案就是候选人都是爱国爱港人士,因此有8‧31决定,要有过半数提名委员会人士支持,他才可以做候选人;泛民觉得这是假普选。」他看不到在可见的将来,中央会改变8‧31决定,亦看不到泛民会改变对假普选的观感,「所以我觉得现有的政制,正如刘兆佳所说,自由威权政制在可见将来会维持下去」。

5月初,他在网誌洋洋洒洒3万字,试图以法律观点剖析修例草案的问题,包括由于中央和香港存在宪制关係,港府难以拒绝内地移交逃犯要求;香港适用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法院或需对内地司法体制作出评估,存在困难;不认为中港可以参照英加两国的特别移交安排。因此他提出若政府坚持修例,要加入3项保障,包括尽量缩少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範围、撤回追溯期,以及可以考虑田北辰提出的两步走与港人港审建议。「根据这个两步走建议,是不需要特别移交安排去做,只要跟从现有先制订后审议的附属立法形式都可以做得到。而第二阶段,再做谘询,在下一个立法年度才做特别移交安排。」

他随后接触律政司和保安局,提议两步走方案。后来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及凌兵教授等人的论据,让他认同放弃港人港审。

港人港审不可行,陈弘毅仍认为可以域外管辖权处理陈同佳案,因为政府并不需要授权法院全部30项罪行有域外管辖权,只需要基于谋杀案,并设刑事追溯权。「其实这不是新嘢,因为英国有一条1861年侵害人身犯罪法第9条已经有这样的规定,只是建议将这一条英国法例抄过来香港。」

有说根据《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如不牴触当时的法律,他便不可因该行为被定罪,代表即使通过域外法权,都不能追溯去年发生的陈同佳案,陈弘毅便认为,针对谋杀案应该设有追溯权,「研究过其他人权法案或国际公约后,一些刑事案件仍然可以设有追溯力。其中一个例外是如果有一个罪行在世界各国都公认他是犯罪的行为,就不受没有追溯力的法律原则。所以赋予法院域外管辖权有追溯力直至一两年前的谋杀案,应该都不会被视作是违宪」。陈弘毅相信现时最可行的方法,保安局长李家超在周五(21日)立法会质询上,仍拒採纳。

陈弘毅直言在5月撰文前,并不太明白市民反对修例的原因,至6月12日大冲突,一个学生跟他说,有很多很多同学都参与示威,他才如梦初醒,一个与他认知相违的政治现实。「我说你写一点意见,告诉我你怎样参与呢?你的看法是怎样?你写了之后我会帮你们转达给特区政府。」他给记者参考的意见书中,有一个法律学生说:「虽然政府话侵犯自由嘅罪行会唔包括在内,但係人人都知道,中央起诉维权人士所用嘅罪,唔一定係政治罪行,可以係撞车强姦咩都得。」他说看完学生的意见后就理解到他们的忧虑乃源于对中国法制的不信任。

肯定中国法制正进步

陈弘毅忆述父亲陈达文(香港艺术发展局前主席)和母亲都是1940年代从上海来港,他自己就生于50年代婴儿潮,作为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殖民地时代接受教育,当时已可学到大量中国语文、历史与古文知识。1977年进港大前,非常支持毛泽东政府的国粹派冒起,直至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国粹派转趋衰落。「我入大学的时候,学生会提出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大家都没有太多争议,大家都觉得要认识中国。而70年代初期有保钓行动,都是对于祖国认同才有保钓运动。所以我觉得我在殖民地时代,多数同学都没有怀疑自己是中国人的身分,甚至对于中国有尝试想更多认识和关心。」

「现在好不同,现在回归之后反而倒转,好多年轻人对中国没兴趣,或像今次持非常反对或否定的态度,甚至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直至1978年提倡改革开放,重建法制,邓小平当时提出16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是他后来在哈佛读书时,才开始研究的。记者问他真的没有对中国政权或法制失望过吗?他沉思后说:「我想1978年改革开放重建社会法制到现在,加起来40年,总体方向我觉得都是正面,总体方向都是迈向法治。」他续说由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明显进步。1999年,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写进了宪法;2004年加入保障人权和私有财产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趋势,经过多次修宪,将一些西方的普世价值写进宪法入面,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支持的」。

倘中央认为一国两制失败

陈弘毅自1984年在港大任教,同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他认为今次修例风波对本地司法界有重大影响,「我认为特区政府在1997年成立以来,大家都承认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2003年中央几乎完全没有什幺参与特区事务,因为中央非常放心给董建华去做。直至2003年七一游行,中央才察觉到事态不妙,开始调整对香港的政策,更加积极参与香港事务。03年之后亦有一些风波,最大风波就是佔中,佔中之后中央亦都採取各种措施去令香港回复稳定,例如梁振英不再连任,新特首林郑主要做一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事。」

泛民在佔中后分裂,出现本土和传统派,建制派则在DQ议员后的多次补选中得利,「但今次事件见到形势逆转,建制派是最大的输家之一。亦都反映到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中国内地是持一个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我相信中央都会再检讨对香港政策,或者有进一步调整,如果2003年对香港是相当大幅度的调整,不排除今次经过2019年这件事后亦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

他不评论中央会怎样调整,但他不讳言,当上一个星期出现的游行、示威、佔领情况持续,或者佔中情况经常出现,「中央可能会觉得香港一国两制是失败的,那2047年一国两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年轻人理性吗?「好难一概而论」

跨过耳顺之年,他说未来几年未打算退休。他最大的希望是继续看到一国两制在法制方面上的实践是比较顺利和成功,「包括人权状况可不可以继续维持?法院可不可以继续独立、大公无私发挥应有维护法治和人权的功能呢?立法机关立法会是不是可以比较理性去进行工作呢?是不是每件事都不需要太政治化?社会可不可以通过较为理性讨论去解决一些争议课题?」他希望香港可以回归尽量理性的社会讨论,尤其年轻人可以认识到通过理性思考、讨论去解决问题。

「当然政府亦都有他的角色,如果政府不听民意、一意孤行,没有理性讨论是不可取。」你觉得年轻人理性吗?「好难一概而论,但如果他们选择通过和平示威去表达意见,而不诉诸暴力这个亦是一个理性的表现。」

文•彭丽芳图 // 苏智鑫编辑 //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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